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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从处罚的程度看，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国家统一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其机关论中，要点有四：（1）机关人格的否定。他认为，自由是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但人在没有任何支配的无秩序环境中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所以，人只能参与到国家的意思形成之中去，通过自律———自己管理自己———从自由与秩序需求的紧张中解脱出来。

[58]第三，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美浓部明确表态要维护天皇制： 我国国民将天皇奉为国家的中心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传统，其历史基础之深厚万国无类。我们说日本的政体是万国无类的，就是因为日本君主政体的历史基础是极为牢固的。所有的权利关系都必须以规范为前提，因为权利关系需要由规范来调整，权利关系的当事人需要由规范连接起来，……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一个超国家的法秩序。此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废除君主制的各国先例来看非常明显。[37]关于机关人格的否定，耶利内克未加详细论证。

4．机关关系、机关地位与个人权利的分离、行政组织法研究国家法人说的必然归结是，国家机关不是法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上的人格。在大陆法系国家，建构法学国家观的任务主要是由国家法学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形成于德国的国家法人说完成的。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时所言，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9][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人权与宪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不管法治的价值与功能有多少，有效地遏止权力的滥用以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尊严是最为重要的。因此，2004年修宪用财产权代替原来的所有权，使宪法对私产的保护不仅限于私有生活资料，而且扩大到保护生产资料，进一步扩充和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消除了立法上的内在缺陷，确保了以宪法为中心的现行中国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善。

[4]沈桥林，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1)。他认为，早期宪法的重点是保护人权，特别是人身自由。在宪法中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这一规定把私有财产仅仅局限于所有权和继承权性质的保护，显然是片面和不完善的。

其二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8]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第一推动力，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创造财富的智慧和热情，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有人质疑说，修改前公民的私有财产本来没有国家征收征用制度的限制，这样修改岂不是给公民强加了一个义务或者负担?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岂不是受到了局限?这不是进步，明明是退步啊。

宪法具有崇高的权威性。美国宪法的创制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法宪法理念是公民对于宪法思想和宪法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公民对于国家与公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认识和理解，是宪法意识的高级形式。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这方面的法制是否完备，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形态上看，人权包括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而法定权利又有法律明示权利和法律推定权利。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经济基础上构建起的以国家为本位的权力理念，即国家对社会的绝对垄断的宪法权力理念的存在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是就现代宪政精神来看，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定不是为强化国家权力，而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护宪的方面看，通过违宪审查，制止违宪的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盛行，能够制约国家权力的运行，以保障人权的实现。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控制国家权力是宪法政体下的一条客观规律。再次，征收征用制度的基点必须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非其它，其实施也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但与此同时，我们1982年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2004年修宪的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了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仅说明了我国的宪法正朝着理性的方向前进，也是对转型社会中人民整体价值观念的自然演进的肯定，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种努力。[6](P319)尤其是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情，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

更因为现代修宪已成为与各社会阶层或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对利益安排的预期和憧憬也会使它吸引人们的凝视与关怀。尽管我们说，宪法的基本内容是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但规制国家权力的正当运行的目的始终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

宪法的价值包括民主、人权、秩序和程序正义等，但相对于人权来说，民主和秩序等只是手段和工具而已。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自由平等权利的总称。因此，要使全体公民明白：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是有限的(即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只限于宪法和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宪法和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政府绝对不可以行使，否则就是越权、违法、违宪。哈耶克说：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所以，出现了立法上后法与高阶的宪法的不协调，可以说，这其实为修宪埋下了一个伏笔，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人权与宪法相伴相随、密不可分。

法国1787年的《人权宣言》也公开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种基本价值的核心，不仅是人本的，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而且是自由的，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

再次，人权是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和综合性价值。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另一方面，人权保障又是宪法的核心，离开了人权保障，宪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在宪法层面对私营经济的财产权作出一个恰当的回应，必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实生活中国家征收征用行为大量存在，但在宪法上却缺乏必要的规制，这是立法疏漏。[5]李龙，宪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纵观数百年立宪史，从早期的人权立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政治立宪、二战后的经济立宪、并正向知识立宪过渡，不同时代立宪的重点和重心各不相同，但是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始终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更高，这已经是一个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转型，开始摆脱统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人治模式的束缚，民众的个体意思开始觉醒。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增加了征收和征用制度的规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土地的征收或者征用。

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的法律效力。近代分权学说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